林协(1955届校友)

　　岁月悠悠，离开母校整整50年了。四年的学习生活，有的淡忘了，有的却至今仍留下深刻的记忆。

　　新中国诞生不久，那是1951年夏天，华东、华北两大行政区的高校联合招生。当年，我从安徽滁州中学高中毕业，毅然报考了国立南京大学农学院森林系。高考作文题是：如何做一个新中国的青年。我的文学功夫不怎么样，但似乎激扬文字一气呵成，较早地交了卷。靠后最关心的是能否录取。那年录取率大体为10：1。

　　录取名单分别在华东、华北两地的重要报纸上公布。我家住农村，哪有报纸，好在离南京较近，连续几天，天天跑南京珠江路文化馆（当时在中山中路上），查阅榜上有名，还是名落孙山，内心里总希望给自己一个惊喜。一天上午，文化馆还未开门，门前已挤满了考后的莘莘学子。上班时间一到，工作人员打开大门不久，面积不大的阅报栏一下子挤得自己的几乎没有立足之地。说实在的，要在好几版的名单中找到自己的名字并非易事。所幸我是单名，比一般三个字的名字中间还有小小的空白，找起来就比较省力。很快我就从《新华日报》上找到我被录取的学校，是南京大学农学院森林系，全系共录取16人，本人名列第二。

　　当时的南京大学本部在成贤街四牌楼，分部在丁家桥。农学院和医学院在一起。报考入学后，录取中的5个人没有报道，11个人中，我和其他5位同学被分到造林组（相当于现在的林学专业），另5人被分到利用组（相当于现在的木工、采运和林化的综合），从此，我和周晓峰、袁  肇富、秦兆顺、徐凤翔、施兴华和生病休学的胡高雁七人，在决定终身职业的造林组同窗四年。

　　正式上课前，森林系通知我们几位新同学到系里接受专业思想教育。和蔼可亲的马大浦教授笑呵呵地欢迎我们几位。走进系办公室，一幅题为“木材的时代”巨大宣传画深深吸引了我们。宣传画的主题是一个硕大无比的树干像粗壮的手臂一样直挺挺的竖着。树干分出五个粗壮的枝丫，活像五个伸展的手指，  牢牢地托住圆形的地球，不仅主题突出，构思新颖，且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心想：森林真了不起，读森林系还真大有可为呢！

　　马大浦教授指着墙上贴着1946-1950年森林系历届毕业生统计表，从表上看出，其中两年毕业生各为一人，1951年毕业生4人刚离校不久。森林事业如此伟大，培养人才如此稀少，显然不能适应新中国林业事业发展的需要。我暗下决心，一定好好学习，为新中国的林业事业效力。

　　马教授还领我们参观教室、标本室、实验室，最大的一间教室，充其量也不过容纳二、三十人。参观林化实验室时，马教授深情地介绍：我国林产化学奠基人梁希教授，早年从德国留学归来，就是在这里从事教学和研究的，不过，他已调往北京，担任新中国首届林垦部部长去了。我们为未能见到爱国民主人士、著名林产化学权威而深感遗憾，但他的声誉、治学精神和学术成就，都令我们仰慕和钦佩，更是激励我们发奋学习的精神动力。

　　50年过去，至今还记得大学的第一堂课，是耿以礼教授讲授《植物学》，当时没有讲义，我们几位同学带着学校发给的李扬汉编著的《普通植物学》，早早来到了教室，毕恭毕敬地坐等教授的到来。上课铃响之后，一位身材魁梧，满头白发的老人，他就是我国著名禾木科、植物分类权威耿以礼教授。他稳健地走上讲台，透过架在鼻梁上的老花眼镜，环视了坐在他面前的几位新生，略带笑意地说：“小朋友，坐好！”我们想笑不敢笑，心想，我们已是大学生了，还叫我们“小朋友”，大概看我们浑身还充满高中生的稚气吧！

　　耿教授捧着一本厚重的教科书，低声吟了一段，我们根本没有听见，着实摸不着头脑，一位同学沉不住气地问道：“老师，刚才讲的在哪一页？”耿教授反应过来，立即答道：“哦，不对，你们手中拿着的是中文版《普通植物学》，我这是英文版的。”引来课堂里一阵笑声。

　　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久，根据苏联专家“关于在华南发展橡胶种植业的建议”，49级，50级的学长们有幸抽调参加华南橡胶垦殖调查队，他（她）们回校，向我们讲述工作中的感受和新中国森林事业的无限广阔前景，令我们兴奋不已。1952年暑假，我们有幸被抽调参加皖南土改后农村社会经济情况调查，对于我们刚读完一年级的同学们来说，为能有接触社会实际的机会，深感高兴，大家都干得十分投入。

　　调查期间，队里还爆发一件重大新闻，而且与同班同学周晓峰有关。我问周晓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说：“调查队通知他，有一份电报，要他本人去取。拿到一份只有电码并未翻译的电报，他特地到当时邮局化钱翻译。当译到”速返校，参加留……？当时，他惊呆了。我期中考试成绩不差呀，难道要我回校参加留级补考吗!再译下去，他兴奋得几乎跳了起来。做梦也没想到系里要他回南京参加留苏考试。等我们调查结束回到南京，周晓峰已经顺利地通过考试，即将去北京俄语专科学校留苏预备班学习。团支部特召开了欢送会，虽然班上少了一位活跃分子，大家还是很高兴。

　　临近毕业，院系领导决定在我班再选拔一名赴苏留学预备生。从金陵大学森林系合并过来的黄在康，出身贫苦，政治上是个好苗子，首先入选，但出国要经严格的体验，其中一项是通过验血，确定有没有血吸虫病（俗称大脚疯）。验血规定夜晚进行。未料，医务人员仅抽了他一点血，他就突然昏倒在地，血吸虫病还未明确诊断，已意识到自己的体质不行，出国留学肯定无望。不久，果然通知他安心学习。后来，同班同学叶镜中顺利通过笔试和体检，到苏联哈尔科夫农学院喝了“洋水”回国。

　　1952年，全国高等校院系进行调整，为适应新中国林业建设对人才培养的需要，国立南京大学森林系与公立金陵大学森林系合并成立南京林学院，院址设在何处？有的主张迁到林业生产比重大的浙江省，杭州钱塘江边的原之江大学作校址最合适，考虑到图书，仪器的大搬迁，以及师生员工的大变动是个实际问题。最终决定，合并后的南京林学院暂时仍设在南京丁家桥。

　　由于两系合并，我们班上同学一下子又增加20人。从此，同学们朝夕相处，共同学习生活到毕业分手。

　　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我来到天堂城市———杭州，在浙江省西湖实验林场。第二年，以林场基础筹建了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所。从此，我在林业科研岗位上，为浙江的林业建设辛勤耕耘半个世纪。

　　郑万钧的名字，在中国林学界无人不知，二年级的时候，我们学习《树木学》由他亲自讲授。能聆听这位著名树木学家淳淳教诲，实在是终生有幸。腊叶标本确实比较枯燥。可郑老讲的津津有味，听起来简直令人入迷。一般一堂课讲授一两个树种，惟独讲到裸子植物“活化石”－水杉，他从形态特征，分类地位，科学价值，到最早发现，以及随后数次派人去实地采集，特别是他与胡先骕教授联合定名，发表后一下子引起世界植物学家的轰动，世界上一些国家植物园、树木园相继引种及生长情况等，足足讲了两堂半课。郑老对水杉的钟情是可以理解的，更重要的是鼓舞了我们的学习热情，使我们深感伟大祖国植物资源的丰富与古老，激发我们不断探索和追求。

　　新中国成立伊始，打倒美帝国主义声势浩大，学校统统不学英语，谁说英语，往往被斥为“崇美、恐美、洋奴、放洋屁”……。进入森林系，外语课是清一色的俄语.来自农村里的同学学俄语不及城市里同学，都有些不适应这一过渡。记得俄语老师要一位同学回答:我是一位大学生怎么说?那位女同学脱口而出:I am a CTY eT?鄄Ka”，老师忍不住笑了。这位同学意识到前面三个单词是英语，而后面一个单词是俄语，把英语和俄语搅和在一起了。

　　俄语字母P的发音，似乎特别难学，大家还是认真地反复练习，俄语“星期天”这个单词，尽管老师一遍又一遍地要我们跟着读，还是有些费力。最后，老师启发我们用汉语谐音帮助记忆，要大家记牢:袜子搁到鞋里头，果然灵验，帮助了大家记忆。

　　自从入学，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为配合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学校里的宣传活动十分火爆，发动同学们给入朝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写信，接着是全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在政府机关开展三反，在工商界开展五反，以及社会上的肃反运动，作为新中国的大学生，我们热烈响应，积极参与。

　　大学四年学习期间，我的社会工作是院通讯报导组副组长，除了组织同学们写稿，有时还要采访老师的教学活动和三好学生的先进事迹，在院刊上登载，并向《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大公报》、《华东青年报》及北京《光明日报》供稿。早一年入学时任班主任的黄宝龙，把班上同学组织起来，成立实验小组，结合教学实际，开展造林育苗实验，颇有新意。我采访了他，撰写一篇题为《十九个大学生和十七畦苗床》的通讯报道，在院刊登载后，还被《华东青年报》全文刊载。无疑一下子提高了南京林学院的知名度。